后疫情时代，如何书写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编者按：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如何书写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应对全球化发展新挑战？如何不断创新，持续赋能在线新经济？人民上海会客厅将邀请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针对“上海经济复苏发展趋势与周期”这一热门话题进行深度访谈。

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

记者：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如何书写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应对全球化发展新挑战？

徐飞：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长三角一些地区和企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不利影响，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机制优势，疫情防控联防联控、共克时艰，复工复产时共通共融、协同作战，推动企业生产运转起来，让整个区域经济活跃起来。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线作战中，长三角已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应对全球化发展新挑战，长三角需要书写“新答卷”，而“一体化”和“高质量”当是其中的关键词。一体化是重要发展路径，通过有效一体化，使长三角地区形成合力，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形势下的一体化，长三角需要在“纵深”和“全面”上下功夫，要大力推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平安建设等一体化，推动发展规划衔接、基础设施联通、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发展集群、环境保护合力、公共事务均等、平安建设共治。其中，发展规划一体化是首要任务，要加强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力争跨省级行政区“一张蓝图管全域”。

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要着力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是深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精准作为，对市场有效监管、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力促进发展方式转换，大力促进公平正义，为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要切实落实国家关于行政许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等措施，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抢位，做有限而非全能的（无限的）有为政府。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和强调市场在提升发展效率、效益与可持续性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投融资等机制，让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改进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之间良性竞争与横向协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实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要超越局部利益和传统思维，虽不破行政隶属，却能打破行政边界。推进一体化发展，既要处理好“自己的事”，也要处理好“共同的事”和“邻居的事”；既要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要体现特色化、差异化、本地化，还要注重精准衔接、相互赋能，提升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上海综合优势突出，江苏制造业发达，浙江数字经济领先，安徽创新活跃、生态资源良好，要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时，注重换位思考和多边思维，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本位定式，把“一盘棋”思想坚持到底，推动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推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

三是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方政府在用足用好中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各项政策红利的同时，深刻领悟中央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图，增强使命意识，责无旁贷地发挥引擎作用，打造中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另一方面，长三角一体化固然需要长三角地区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中央更多支持，特别是在构建稳定、高效、共建、共享、共用的组织协调联动机制和制度安排，以及政绩考核和财税体制等方面，中央的作用可发挥得更充分。

四是完善市场与市场的关系。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实现资源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和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合作。要坚决打破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壁垒，实现各类企业主体平等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要健全开放统一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整合效益，让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流动速度更快，流动效率更高，优化配置更科学。

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特别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创新驱动。这里，重点强调制度创新和科技协同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要敢于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工体系深化拓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共同治理，以及城市间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共商共建的机制，加快推行人才评价标准互认等制度。需特别指出的是，自贸区的批准建立，是中国一次前所未有的“自我开放”，是一扇开放模式创新的“窗口”，更是一场制度创新的“大戏”。要充分发挥自贸区开放高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的经验；要继续加快推动以科创板为开端、创业板为深入点的资本市场制度和要素供给侧改革与创新。

在科技协同创新方面，着眼世界科技前沿，激发科技原创力。长三角西有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东有上海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众多，要通过清除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源源不断地释放科技原创力，并让科技原创力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同时带动城市群周边协同发展，充分释放协同创新的网络效应，就一定能发挥1+1+1+1>4的聚变指数效应。

其次，坚持生态优先。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经济活跃度高、生态环境压力大。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体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令人欣慰的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横跨沪苏浙三地；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模式”正在推广；沪苏浙毗邻区域的“联合河长制”步入常态化运行；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愈发成熟。今后，长三角区域要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建立良性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通过区域内的共建、共管、共治，抓好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保护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关切的“多规合一”。此外，加强长三角沿江污染性工业管控，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做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标杆和典范。

第三，坚持全球对标。长三角地区背靠长江，面向太平洋，是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中枢。长三角地区在市场经济先行先试中已经积累较多较好的经验，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国际格局错综复杂，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坚持全球对标，提高全球竞合站位，当是题中之义。为此，长三角应率先营造全球优越的公平竞争环境，全力做好投资者权益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各类参与主体提供稳定预期，使海内外人才近悦远来，共襄盛举。从而，不仅使长三角成为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样板间、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制高点和新引擎，还应使长三角成为后来居上的世界级卓越城市群。

记者：从经济学角度，您如何看待疫情之后的上海经济复苏发展趋势与周期？

徐飞：应该把上海经济的复苏发展，放在世界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大背景下来审视。

第一，世界经济。关于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趋势，从乐观到悲观至少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是V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重击，瞬时将经济打入低谷，疫情后经济触底复苏形成V字型。当然，对于复苏的节奏和时间仍存在分歧；第二种是U型。经济衰退下行探底以后不是马上反弹，而是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再进入上升通道；第三种是W型。也就是衰退复苏后，由于第二波或多波疫情的发生再次陷入衰退，然后再复苏；第四种是L型。多家专业机构和智库认为，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比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还要严重，其严重程度也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已经来临，并不排除进入萧条的可能性，由此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期低迷萎顿。当然，这是最为悲观的一个观点。

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趋势是V型、U型、W型、L型？或是这四者的叠加混合？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究竟是哪一种取决于疫情和世界格局的演化，其中最大的变数是疫情。疫情本身的演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疫情这个导火索会把以前世界经济中潜藏的很多问题表面化、显性化、尖锐化并蔓延开来，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后续逆全球化或民粹主义，特别是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体系如何演化，以及是否由公共卫生危机引发民生人道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均有待进一步观察。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是各国进行广泛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包括创造经济增长、提高就业、保证稳定的金融市场、消除贸易壁垒等。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汹涌，但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主席、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卡尔・克罗索（Peter Karl Kresl）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仍然是趋势，封闭型经济需要避免。因为在全球化的体制下，自由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以及国际技术和研究成果共享，使得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合理受益，而封闭性经济完全限制了这些积极举措。

还可以肯定的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将减少对传统人工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偏爱自动化、机器人以及在线远程居家办公等模式。这一特点已在少数几个领域中得到充分体现，随着时间推移更多领域也将呈现这种趋势。众多行业将从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转变为高科技领域，高科技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

第二，中国经济。疫情给中国带来多年未有的严重冲击，但幸运的是中国率先走出疫情低谷，可以更从容地在防止疫情反弹同时，做好经济社会恢复工作。从近期看，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提前复苏和回暖，使得能够按自己的条件调整优化跨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这种主动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优势和“先手效应”。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足够的经济韧性。实际上经济韧性是一个国家在经历衰退后恢复经济的能力。在一个具有韧性的经济体中，如果衰退使一个行业崩溃，则该行业的资金、劳动力和能源可以转向其它行业并扎根下来。由于疫情导致的人员限制流动，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些）主战场转到线上，依托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在对冲疫情不利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已经起步并迅速成长的数字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新业态、新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呈现出加速增强的态势。同时，过去多在大中城市白领阶层、精英阶层活跃的互联网生活方式加速“下沉”，更多的县域乡村以及灰领阶层、蓝领阶层和草根阶层，加入到互联网生活化的浪潮中。在疫情防控中，不少新动能、新行业、新机会得以涌现，不少新的工作模式、合作形态被推到了前台，这些在疫情防控中“催生”出来的行业机会，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层支撑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有完整的产业链，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拥有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产业集群和协同高效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产能，几乎可以生产生活中所需的任何物资。同时，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和回旋余地大，自我循环能力强、弹性足，疫情带来的冲击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消费市场。

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疫情后，中国需在强固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弹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挖近来涌现出的新经济、新模式、新动能，以实现经济全面复苏、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三，上海经济。上海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上海具有产业门类齐全、制造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复工复产后统计数据表明，上海经济恢复之快、活力之强超出预期。其中，尤其抢眼的亮点是在线新经济。5G连线、网上直播、云上签约风生水起，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欣欣向荣，上海的综合优势加上丰富的应用场景，使上海业已成为在线新经济大展宏图的疆域。随着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远程办公、在线金融、在线文娱、在线展览展示、生鲜电商、无接触配送、新型移动出行、在线教育、在线研发设计、在线医疗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上海集聚“100+”创新型企业、推出“100+”的在线新经济应用场景、打造“100+”品牌产品、突破“100+”关键技术值得期待。假以时日，上海有望率先将自身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

就在上海发布在线新经济“23条”行动方案后不到一个月，市政府又推出数字新基建“35条”。根据这个方案，上海将用三年时间投资2700亿元，实施“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等四大建设行动，包括推进5G布网、下一代互联网部署、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涉及全市的重大项目，还涉及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打造一批行业性设施平台。正在大力建设的新基建，以及支持技术攻关、创建平台、培育细分龙头、撬动项目落地等诸多举措，必将为在线新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不竭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力。

记者：2020年，在线新经济成为最火的词。疫情期间，很多企业业务没减反增，这些裂变出来的新动能，如何在后期不断创新，持续赋能在线新经济？

徐飞：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其向传统经济的渗透融合，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在线新经济势头不可阻挡。新冠肺炎疫情虽给传统产业带来强烈冲击，也给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契机。疫情防控期间，大量线下活动转至线上，涌现或发展了办公、医疗、教育、金融、物流配送等领域的新AI应用场景，孕育了在线新经济的新希望。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谁能领先数字经济，谁就能领跑未来。当前，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美、德、英、日等国数字经济占比已超过半壁江山。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2019年规模为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以上，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当是后疫情时代转型发展之必须。接下来，企业和政府需要持续在以下四个方面赋能在线新经济：

首先，树立数字化思维和试错容错思维。牢固树立数据是数字经济核心生产要素理念，把数字化思维互联网思维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在线新经济的第一思维。要惯于并善于根据数据来思考事物，依靠数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跟踪问题。要以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开放为突破口，营造富有活力的在线新经济创新发展生态，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倡导试错容错思维，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文化。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建立免罚清单等容错制度，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准入门槛，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均应允许相关市场主体进入。创新新型跨界产品和服务审批制度，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

其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面向现实，中国在线新经济的基础在于需求侧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侧的发展不平衡，虽应用层领先但基础架构薄弱。中国有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领先优势，在5G、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方面也能努力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我们取得的很多新经济成果，很大一部分是凭借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基础研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技不如人、受制于人，“卡脖子”等问题依然突出，一些高端核心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的窘境依然存在，产业链、创新链存在的瓶颈和短板不容小觑。发展好未来的在线新经济，一方面需要继续发挥良好需求端的比较优势，通过自下而上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亟待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技术攻关，致力于在光刻机、高端芯片、底层构架软件等硬核科技和核心关键领域做到自主可控。

第三，加快发展在线“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鼓励企业开展网络协同研发设计，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图像现实（CR）等新技术在研发设计中应用。支持开展各类众创、众智、众包、众设的线上创作活动，鼓励发展各种形态的开发者社区。支持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与检验检测、节能环保、金融、物流、养老托育等深入融合，积极培育在线金融服务、在线展览展示、远程办公、共享员工、智能环保、全时空专业化物流、无接触服务、 “宅经济”等新业态。同时，推动在线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孵化、技术市场、认证认可、知识产权，以及科技信息交流、科技咨询、科技培训、科技金融、科技评估、科技鉴定、科学技术普及、知识共享和成果转化。

第四，培育一批一流在线新经济企业，营造活力产业生态。聚焦在线新经济重点领域，建立重点企业培育库，采取奖励、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方式，精准、连续、滚动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用户流量、商业模式的在线新经济领域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高成长性独角兽企业、创新型瞪羚企业及优质创业企业，打造多层次递进式企业梯队。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力度，探索多元化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在线新经济相关定制班及专业，加强融合型、实用型人才培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供应链金融、云量贷等科技金融新模式，鼓励在线新经济领域高成长性创新企业优先在科创板上市。

记者：中小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先的贡献比例很大，也是此次疫情当中收到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那么，您认为我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徐飞：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基石，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65%以上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和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都是中小企业贡献的。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也处于不甚公平的竞争环境，时常遭遇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近年来，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的外部条件和自身变革升级挑战，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困难重重。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得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疫情期间，国家高度关注中小企业的困难，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力的措施为中小企业纾困，这不仅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必须，更是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之必要。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存活进而助力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成为了今年两会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对如何进一步帮扶中小企业，重点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完善政策并确保政策落地。为应对新冠疫情帮助中小企业纾难解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在财税、金融、社保、用能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银行机构积极为中小微企业办理续贷、展期、延期业务，国家还设立了百亿级中小企业稳企稳岗基金，所有这些对广大中小企业稳定岗位、减税降费、克服眼前困难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狠抓“六保”工作落实，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扶持，进一步加大政策帮扶力度，进一步制定相关配套细则。当前，尤其要注重政策的协调性和协同性，充分预见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可能偏差，充分考虑和评估政策间的叠加效应或对冲效应，不断提高政策的精准化和有效性。

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需全面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不打折扣切实兑现，让市场主体普惠公平地享受到政策的“真金白银”，让中小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要发挥好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督促各相关部门制定落实细则和落实办法。要进一步督促各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结合当地实际，推动中央和国家政策落地见效。必要时对各地落实系列政策的情况做第三方评估，旨在确保政策能够尽快落实落地。

第二，打好“组合拳”。随着全国中小企业的全面复工，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正在从复工难、到岗难，转移至生存难、发展难。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各地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援也不再是单纯的“发钱”与“减税”，而是多方携手打出更具威力的“组合拳”，激发帮扶中小企业的乘数效应，形成生态化帮扶。通过与商协会、品牌厂商、SaaS服务商（软硬件服务商）、服务商、金融机构、创业平台、产业园区等精诚合作，以帮扶大礼包、数字化工作台等形式，为中小企业构建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一揽子帮扶体系，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联动的集成化帮扶系统。

第三，大手牵小手。大企业既要对中小企业有同情心，更要有使命担当，与中小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进而实现协同共生共荣。针对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中的资金难、产业链达产不同步、市场开拓难等生存成长难题，龙头企业、头部大企业可利用自身已有能力和资源，并横向联合业内企业、纵向整合上下游企业，联动多地政府和产业带共同发力，帮扶产业链条中的中小企业，以提高产业链“整链条”的竞争力。

数字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实现信息、技术、产能等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是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利器。互联网平台、龙头企业应向中小企业开放计算能力、数字资源，构建数字化“生态圈”。有实力有条件的大企业，可基于产业链图谱和供应链地图开放to B应用，放大自身数字化工作台效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嵌入型、一站式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覆盖运营全场景的多项综合权益。国家应大力支持推动优势产业上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优势，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数据服务资源，帮助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渡过难关。

第四，数字化转型。自助者，天助之。哲学上也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当下中小企业固然需要充分利用一切能用的外部条件，特别是把国家有关帮扶政策用足。但是，企业自身内部挖潜自保自救、固本培元、强身健体才是根本和硬道理。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的一项核心挑战来自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疫情影响越小。由于中小企业基础薄弱，资金有限，人才缺乏，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会非常矛盾。转型基础薄弱能力不够“不会转”、转型成本偏高“不能转”、转型阵痛期较长“不敢转”，成为了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难题。

鉴于此，中小企业应充分意识到，首先，中小企业云上寻机、借力数字技术开拓新动力新商机是势在必然，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现在已不是要不要转，而是如何转的问题，而且越晚转型越被动。其次，数字化转型并非想的那么复杂和可怕，极言之，中小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无需成本投入，仅通过一个企业账号就能实现采购的数字化转型。第三，由上述的“打手牵小手”，大企业通过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数字化工作台和生态帮扶体系，帮助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省心、省时间，让中小企业能转、敢转和会转。